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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在北京开设了“工程控制论”课，天大推荐几个青年教师去学习，授课地点在中关村，每次往返路程要花费近9个小时，只有周恒硬是凭着一股钻劲儿坚持了下来。“那时很辛苦，但钱先生讲得非常好，深入浅出，对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都有启发。”当年暑假，他就试着在钱先生讲座中提到的最优控制领域做一些研究，把讲座中提到的已有成果向前推进了一步。当他把结果写信告诉钱学森时，得到了钱先生的鼓励。1957年初，中国力学学会在北京成立，周恒在会上报告了自己的成果，得到好评。这是他研究生涯的开端。钱先生还让周恒每周三天到位于北京的中科院自动化所，亲自指导他做科研，直到“反右”运动开始。

　　“创新应源于工程技术需求，科研人员需从实际问题提炼科学问题，以研究成果解决技术难题并推动新技术产生。”以理论突破回应国家需求，周恒在流体力学稳定性理论、湍流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发现了流行30多年的流动稳定性弱非线性理论的根本缺陷，并提出对应的改进方法；利用流动稳定性理论，阐明了壁湍流中产生相干结构的原因；面向航空工程需求，从理论上提出新的工程解决思路，发现了边界层转捩过程的机理；改进了超声速边界层转捩预测方法；提出了改进超声速、高超声速湍流边界层气动热计算模式的方法……为我国力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进入21世纪，考虑到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迫切需求，周恒与同事逐步将研究重点从不可压缩流体的流动转向可压缩流体的流动，进入空气动力学领域。 “基础研究的发展是从需求中来的，要从解决需求中提炼新的科学问题。”周恒认为，力学虽属基础学科，但其自20 世纪以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与技术领域的需求紧密相连——尤其是航空航天技术不断向力学提出亟待攻克的新课题，正是这些来自实践前沿的挑战，为这门基础学科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上世纪70年代，周恒受邀解决导航仪上“气体动压轴承二自由度陀螺仪”制造问题。这段和技术工人联手攻关的经历对他触动很大，“实际的陀螺仪不是像理论力学书中那样的一个简单的转子，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综合运用不同力学分支的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这说明,技术创新不可迷信书本,要亲自实践才能取得真知。”这段科研经历周先生对学生讲、对校领导讲、对青年科研工作者讲，他倡导做科学研究要“理工结合”，91岁高龄还开讲座，宣讲理工结合的科研方法，且科研方向要面向国家需求。

　　20世纪90年代，周恒转入超声速、高超声速流相关问题的研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航天技术领域。“造飞行器，跟造马车、造船不一样，靠从实践中慢慢试错、再一点点改进的路径不现实，要让数据模拟先行。而且随着计算条件的改善，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利用直接数值模拟结果作为发现新现象和检验理论结果的基础。”周恒不断呼吁力学工作者要面向重要工程技术问题，提炼出新的力学问题，这样既有助于新技术的发展，又能开拓新的力学领域。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帮助青年教师开展空气动力学新问题的研究。

　　2019年10月底，由中国空气动力学会发起的“中国流动稳定性与转捩研究40年：成就、机遇和挑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而这场汇聚了业内同仁的研讨，更藏着一份特别的心意 —— 以此祝贺周恒院士的 90 华诞。我国从事航天空气动力学研究的主要单位“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及“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的领导及有关专家；北大、清华、上交、浙大、北航、国防科大等高校有关教师；科学院力学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等专家共140余位参加了会议。群贤毕至，头脑风暴，这次会议既是祝贺周恒院士90华诞，也是对天津大学高速空气动力学研究室多年来深耕不辍的高度肯定。

　　1981年，正在进行流动稳定性非线性问题研究的周恒，到英国做访问学者。他到访的，正是流动稳定性弱非线性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斯图尔特教授执教的大学。周恒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解除或至少放宽其方法在应用层面所受的限制，再设法将弱非线性理论推广到三维问题上。“但我坚持做下去的结果，竟然是最终否定了原来的弱非线性理论。我发现，有不少地方，理论提供的结论与实验结果不符。”在权威面前周恒没有退缩，敢于质疑，又经过4年多的研究，他终于弄清了原来的弱非线性理论出现问题的原因，也相应地提出了改进办法。

　　“评价标准就是指挥棒，如果方向错了，国家的科研就会走弯路。” 周恒先生跟力学界的几个好友一直呼吁“破五唯”，前前后后好几年，写了五六篇文章，给国家建言献策，要求改变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和方法。老科学家们持续不断地呼吁有了回音，从2018年2月开始，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要改变人才评价机制、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看到这样的消息，周恒先生很高兴，“现在终于看成果了，当然中央发文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功劳，是国家与很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好学生不是教出来的，是学出来的。”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周恒不好为人师，却甘为人梯。他很忌讳旁人说“某某在周恒院士的影响下取得了某某成就”。“成就都是人家自己拼出来的，怎么就是受了我的影响呢？”他总这样坦诚直言，“我只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做好自己的事。”在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周恒始终保持着谦逊平和的学者风范，无论是对待青年教师还是青年学子，都倾囊相授，并以身为范，有荣誉、有机会就给年轻教师铺路。他不居功、不炫名，只用一辈子的践行证明：真正的师者，从不是聚光灯下的主角，而是让更多人走向光明的引路人。

　　在法国留学时，陈杰的研究跟高超声速飞行器毫不相关，在周恒的鼓励和建议下，她深耕这一领域，相继在《空气动力学学报》上发表了两篇高水平文章。这两篇文章没有写英文论文，也不是SCI。有人问陈杰“亏吗”，她回答“当然不”。“周先生明确提出来要发表在空气动力学学报上，可以受到国内特别是工程界的关注。”在周恒先生的倡导下，课题组做研究是从提出并解决问题入手——理论研究要能解决问题，能在哪里起作用，文章就发在哪里。这样的价值观是周恒引导年轻人树立的，也得到周围人的一致认同。

　　犀利背后是藏不住的包容与温暖。同事记错他生日，祝福年年迟到，他也不拆穿，说，“这样挺好，可以晚一天去报道。”他惦记老朋友，会约上老友彭一刚院士去美院附近淘画，叫上叶声华院士一起逛校园看鸭子，一起偷吃冰激凌，回忆当年他们上学时鸭子是野物不是宠物，飞到学校是可以抓来吃的；他喜欢小朋友，会跪趴在地上陪学生的女儿一起玩耍，也会请同事的孩子去吃西餐，耐心地教孩子们用刀叉，他和孙女头碰头开怀大笑的场景被定格画成油画，挂在家里最醒目的位置。

　　周先生总是偷偷地做好事，偷偷地捐款，偷偷地推荐人，因为他觉得这些是他想干的事，该做的事，让人知道表扬会不好意思。有一次他指着一条老院士捐款新闻调侃说，“你们报纸报这样的新闻就是为了让大家捐款吧。我就没捐过这类钱。”我拆穿他，“您都捐了200万了。”周先生眼光躲闪，讪讪道“有这么多？我好心疼啊！”马上转移话题。不久基金会就接到了“没有保密”的批评。他很忌讳“某某在周恒院士的影响下取得了某某成就”这样的说法。在他看来，科研本身就是一场需要前赴后继的接力，为他人作梯，是学者的本分，他希望更多的人能踩着他的肩膀，触摸到更辽远的科学星空。

　　三四年前，刚查出癌症时，周先生在办公室的时间更长了，“我还有本书和几篇文章没完成，最好再给我两年时间。”疫情中，先生带着口罩骑车上班的背影，是天大校园里别样的学术风景。完成既定目标后，先生的节奏明显慢了，有时会调侃生死，话题也越发天马行空。马斯克的星舰、黄仁勋的芯片、光刻机的可能、氢电的局限……周先生涉猎广泛，而且不会人云亦云，对报道中的数据、技术路线，总要做客观测算与评估，然后非常理性地跟你讨论，分享一些相关领域的前沿文章，在润物无声中教会我什么是独立思考之精神。